從研究建築歷史到文化遺產教育，劉亮國博士的學術之旅
劉博士解釋九龍區於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間的城市發展。
劉博士解釋她同時鍾情藝術與科學，促使她選擇在大學修讀建築學士和博士課程。
劉亮國博士
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2019年一月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我和研究助理一起到訪北角皇都戲院。已荒廢的戲院商場，殘舊破落，只有數戶商舖繼續營業。當時我正在為一份關於香港文物保育的期刊撰寫一篇文章，為了解戲院商戶的情況，我們一一採訪了他們，然後把商戶的故事收錄在文章中。完成實地考察後，我們在戲院附近踱步。看著屋頂那標誌性的拱橋桁架結構，我反覆思量剛才受訪者告訴我一個個活生生的故事，我感受到眼前的建築物記錄了許多人美好的回億，也盛載著豐富的歷史和文化意義，是不應遭拆卸，反而該妥善保育，恢復其昔日的光輝面貌。
皇都戲院是近年本地建築保育工作的分水嶺，也是我自2013年在香港教育大學（時為香港教育學院）開始從事教學和研究以來，有份參與和見證的其中一個重要的項目。我在大學修讀建築，然後在修讀博士課程時，專注研究二十世紀初的現代建築運動。加入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後，我把研究及教學重點從建築歷史轉移至文化遺產的保育和教育工作。建築歷史和文化遺產研究看似不同學問，但對我而言卻是同出一轍；兩者的核心價值同出於對人身份認同的關懷和歷史文化的尊重。而這份關懷和尊重又與我成長的背景息息相關。
自幼，父母和外祖父母均告訴我許多歷史和中國文化的故事。在一個兩代長輩都從事教育工作的家庭長大，使我自年輕時便培養出對人文學科濃厚的興趣。我的家庭環境，加上我對藝術及數理的熱誠，最終影響到我立志攻讀建築，由大學學士一直到博士課程。
我在英國完成預科後便回港修讀建築學士及博士課程。當我正為博士論文題目費煞思量時，發現學術界對二十世紀初香港及中國內地的現代建築和建築運動鮮有討論，於是，便以此為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傳統上，建築學科皆著重如何為未來建設引入創新的設計和建築元素，但熱衷歷史的我卻選擇研究我城建築；事實證明我選擇正確。
為能接觸一手歷史檔案，我在2011年兩次親身遠赴比利時，其中一次在那裡逗留大約兩個月。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我有機會與尹威力先生的兒子Edouard Van Wylick (左)，以及Edouard的太太Thérèse (右) 會面。
這棟揉合了中西建築風格，今天仍屹立於布魯塞爾Avenue Depage的房子由已故比利時建築師尹威力(Gabriel Van Wylick) 於 1928 年設計並建造。這建於近一百年前的房子見證了尹威力先生曾計劃在中國興建一些外型相似的建築。
這張拍於 1920 至 30 年代的檔案照片，顯示九龍內地段 (K.I.L.) 與新九龍內地段 (N.K.I.L.) 之間的地區。照片中的虛線為今天界限街的位置，虛線把九龍半島分隔為北部和南部。由法國及比利時建築公司義品洋行設計和興建的太子道西190-220號項目建於1930年代初，項目的位置距離界限街不遠。該項目原先為一列16幢唐樓群，目前只剩下10幢，是現存香港市區內最大的相連戰前唐樓群。
錦上添花的是我的研究把我帶到比利時，讓我透過已故比利時建築師尹威力(Gabriel Van Wylick)的後人，認識其本人。
除了發掘到許多有關二十世紀初香港及中國大陸現代建築及建築運動的史實外，我的博士研究也探索了許多我感興趣的社會及歷史議題，包括是甚麼歷史和文化背景造就現代建築，以及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時，亞洲人如何詮釋西方文化。錦上添花的是我的研究把我帶到比利時，讓我透過已故比利時建築師尹威力(Gabriel Van Wylick)的後人，認識其本人。
研究期間，我發現法國及比利時建築公司義品洋行(Credit Foncier d'Extreme-Orient)在當時行內非常活躍，同時，亦是我首次認識尹威力這個名字。這公司在香港、天津、上海及漢口等建造了許多富現代西方建築特色的大樓，亦即是這家法國及比利時公司在文獻所指的折衷（semi-foreign）建築。比利時建築師尹威力就是其香港分公司在二十及三十年代的總經理。他所負責的建築項目，包括今日仍然存在的太子道西190-220號項目，成為我研究的重要一環。
為能閱讀到一手的歷史檔案，了解該公司在二十世紀初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建築項目，我在2011年親身遠赴比利時，並在那裡逗留了大約兩個月。在比利時，我有機會與尹威力先生的兒子會面，以至見到他的孫女及曾孫女。他的兒子與我分享其父親有趣的生平軼事。尹威力先生在二十年代初曾經嘗試為他漢口的客人建造一些具本地風格的房子，但最終未能成事。鍾情中國文化的尹威力先生在1928年於其家鄉布魯塞爾就興建了一幢房子，讓他初步圓夢，亦為他及後在香港的建築風格鋪路。這所房子揉合了中西建築風格，今天仍屹立於布魯塞爾寧靜的街角，反映尹威力老先生所指建築設計要尊重「本地特色」。
容許我說句題外話，現代建築浪潮屬於一個涵蓋更廣泛的裝飾藝術運動(Art Deco)。那是一個在1910-30年代期間，橫跨許多不同藝術範疇的全球運動，影響的界別包括視覺藝術、裝飾佈置、產品設計、時裝及建築。裝飾藝術運動是回應中產階級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西方、香港及中國大陸，以至世界各地，迅速冒起的現象；在當時冒起的中產階級對現代及設計更精美的產品有龐大的需求。
令我感到高興的是，我的博士研究讓我對人有更豐富的認識，了解他們想法的改變，建築設計又如何表達出人對文化的尊重。研究亦令我對這些信念和想法更有敬意，使我更相信建築物並非單純提供一個物質空間，它同時為在其中生活、工作和玩樂的人創造價值和回憶。作為人活動的場所，建築物應與所在地的歷史和社區連繫；同樣的考慮亦適用於文化遺產研究。
2023年4月，我與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的三位同事一起帶領一群參加區域暑期研習班(RSI)的學生去到日本的古都京都及大阪進行考察。 區域暑期研習班是一項包括學術交流和海外實地考察的國際體驗式學習計劃，因爲疫情擱置了好幾年，好高興能再次帶學生到海外學習。
教學生如何保護一項文化遺產時，我經常強調那並非純粹保留一個歷史建築或古代遺蹟，而是要改造一處具有歷史和文化意義的地方，使人能夠從事日常活動之餘，也可連結過去。
教學生如何保護一項文化遺產時，我經常強調那並非純粹保留一個歷史建築或古代遺蹟，而是要改造一處具有歷史和文化意義的地方，使人能夠從事日常活動之餘，也可連結過去。除了保留別具個性的建築特色外，亦應盡量維持文化遺產的原有面貌和功能，令當下的社區可以訴說他們個人的故事，並讓下一代得以認識過去。回憶是身份認同的關鍵，文化遺產成為了人透過歷史和文化敘述，建立共同身份的地方。
每當談到保育文化遺產的成功典範，我就愛以灣仔藍屋為例。藍屋建於上世紀二十年代，活化工作改善了這幢四層建築的外觀與結構安全，同時保留其原有的建築特色。今日參觀藍屋，你仍可看到其木結構、露台和樓梯；全是二十年代典型唐樓的模樣。藍屋的新舊居民可於大廈內同住，目的是建立社區連繫。一間進駐藍屋的志願團體定期舉辦社區藝術及傳統手工藝工作坊、社區導賞團以及音樂會，讓公眾參與。聯同周邊兩幢唐樓，藍屋於2017年獲聯合國頒發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育的卓越大獎(UNESCO Asia-Pacific Awards for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以肯定其既保留建築，又傳承內裡的人文文化的活化概念。
在英國唸預科時，我曾參加藝術歷史科的考察團，到訪佛羅倫斯。作為歐洲文藝復興的搖籃，佛羅倫斯保留了其文藝復興的遺產。美麗的文藝復興藝術和建築，包括舊宮(Palazzo Medici)、烏菲茲美術館 (Uffizi Gallery) 內的藝術品以及佛羅倫斯大教堂（我們登上了教堂的穹頂），全都令我驚嘆，更促使我日後修讀建築。當我入職十年後把研究焦點轉移到保護文化遺產及有關的保育教育後，佛羅倫斯之旅更增添了另一層意義。因為前人創作的油畫、雕塑及建築，直至今日，人們仍能夠重新追塑及想像這些藝術品在過去是如何打造而成；此舉亦可深化人們的歷史和文化根源。因此，保護文化遺產對人類存在具有重大意義。
這部對母親別有意義的電影，亦成為我喜愛的電影之一，我的女兒更以在電影中演唱《Sixteen Going On Seventeen》一曲的角色的名字來命名。
我的母親告訴我皇都戲院距離她的中學不遠。六十年代是她的黃金歲月，當時皇都戲院放映許多優秀的電影；有國際電影，也有本地製作。當年與同學在那兒觀看《仙樂飄飄處處聞》的情景，她至今仍然歷歷在目。那時候，皇都戲院還是香港其中一個主要的文化及娛樂中心。這部對母親別有意義的電影，亦成為我喜愛的電影之一，我的女兒更以在電影中演唱《Sixteen Going On Seventeen》一曲的角色的名字來命名。
在2019年實地考察後，我離開皇都戲院的一刻，仍然不肯定戲院能否逃過被拆卸的厄運。我懇切的期望有幸得以達成。2020年，擁有皇都戲院業權的發展商宣佈這座碩果僅存，香港最古老的舊式大戲院建築將獲全面保育和復修；那是最令人欣喜和值得慶祝的時刻。這場勝利實有賴於倡議保育的人士、專業團體及學術界團結一致的努力。此外，公眾的輿論亦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我曾多次去到位於北角的皇都戲院實地考察，以了解戲院活化工程的進度。這張照片攝於2021年的其中一次考察，背景看到的是戲院屋頂標誌性的拱橋桁架結構。 跟我一起拍照的朋友都有份參與香港文化遺產的保育工作，右二是建築文物保護師吳韻怡小姐。吳小姐付出很大努力促使皇都戲院保留下來，因她及其團隊的努力，古物諮詢委員會在2016年將皇都戲院的法定古蹟地位，由三級歷史建築升至一級歷史建築。我在照片的最左邊。
皇都戲院於 1952 年落成時名為璇宮戲院。戲院開張後迅即成為香港文化及娛樂業的地標。在當年的香港，戲院策劃了許多傳頌一時的文化和音樂演出。照片攝於2018年，當時皇都戲院前路還未明確，亦是我多次去考察的原因。
全城正期待皇都戲院的重開，並希望重開的皇都能如戲院在1952年開幕時一樣，再次成為城內一個文化及娛樂中心。優良的建築及經妥善復修的文化遺產令城市更為宜居，同時令人對城市留下更深刻印象。大大小小的文化遺產見證著我城的變遷，在香港這個發展迅速的都市，能夠找到如灣仔藍屋、大埔綠匯學苑及北角皇都戲院這些能夠屹立數十年，以至過百年的文化遺產，的確是一個很大的祝福。
我的家人均從事人文學科的教育工作，他們時常提醒我，人的生活需要植根於歷史和文化中，我一直謹記他們跟我說的話。今日，不論是研究建築歷史，或從事文化遺產的保育工作，或在傳授、教導學生有關的保育知識時，我會時刻想起家人及長輩的訓勉。他們的金石良言亦會繼續帶領我往後的工作。
註：劉亮國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學取得建築博士學位。她是DOCOMOMO (Document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buildings, sites and neighbourhoods of the Modern Movement)香港分會的創會成員，曾於2013年參與策劃DOCOMOMO首個香港展覽。她積極與專業和本地團體合作，以提升人們對香港和亞洲的當代藝術、文化和都市遺產的認知。
(中文翻譯：李婉霞；整理：劉亮國博士)
